每个学术领域通常都有几个霸凌者，他们对不同学术观点随口发表意见、粗暴地驳斥质疑。
在当代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自传《我一直在想：丹尼尔·丹尼特自传》中，他以辛辣和直率的笔墨记述了几位重量级的学术“大佬”面对不同学术观点而表现出的“霸凌”之姿。
《我一直在想》（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撰文 | Daniel Dennett（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
翻译 | 苏德超（武汉大学特聘教授）
每个学术领域通常都有几个“霸凌者”，或说几个资深人物，他们随口发表意见、粗暴地驳斥质疑，恐吓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尤其是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和研究生。在科学领域，他们通常也对研究资金的去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这样一个“银背大猩猩”站在对立面，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能遭受近乎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的研究不需要联邦或基金会的资助，我处于一个特别安全的位置，可以去挑战一些人。当我去挑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杰拉尔德·埃德尔曼时，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同事们热切地鼓励我。我也与乔姆斯基有过交锋，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这里就不重复那些故事了。关于我所认识并钦佩的反传统者的典范，我还想说几个故事。
学术霸凌者几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阿尔法雄性灵长类动物”，不过就我的经验来看，也有少数雌性霸凌者。伊丽莎白·安斯科姆（见《我一直在想》第5 章）就是一个霸凌者。我还与另外几位打过交道，但都是通过私人信件，而不是公开挑战，所以在这里我就默默放过她们，希望她们能意识到。哲学领域大多数强硬的女性都是反传统者，而不是霸凌者，她们捍卫最初被嘲笑的观点，以优雅和坚定的态度承受打击。无情的露丝·米利肯、无情的露丝·马库斯以及令人敬畏的朱迪斯·汤姆森（Jadith Thomson）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99 年，进化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打来电话，说自己很乐意来塔夫茨大学做一场讲座。我记得当时她在附近的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想找个借口来波士顿过周末。我欣喜万分地邀请了她，并且打算组织一系列讲座，将其命名为“科学前沿的反传统者”。这个系列讲座有4 位演讲者。
马古利斯因支持真核细胞的内共生起源受到推崇，尽管她不是该理论的发起者。我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描述了这件事。伊丽莎白·贝茨（Elizabeth Bates）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语言学教授，也是乔姆斯基及其先天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假设的坚定批评者，几十年来，LAD 假设阻碍了学界对语言进化的研究。苏珊·布莱克摩尔是英国心理学家，她和我一起支持道金斯的模因理论，撰写了《模因机器》（The Meme Machine）。伊莱恩·摩根（Elaine Morgan）是一位科学记者而非正式的学者，她写了《水猿》（The Aquatic Ape）一书，为海洋生物学家阿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构建的理论做了辩护。该理论主张智人最初在海洋中经历了进化偏差，与之一起的还有海豹、鲸鱼和海豚等其他水生哺乳动物，随后智人带着各种适应岸栖的食用贝类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回到陆地。我曾邀请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来做演讲，她是《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的作者。不过很遗憾，由于健康问题，她不得不拒绝了我。
在男性同行对她们恶意中伤和侮辱诽谤时，这些女性都勇敢面对，并坚持了下来——尽管许多人认为关于模因和水猿的理论尚无定论。我一直坚持为模因的重要性辩护，并在《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中做了很详细的阐述；对水猿的理论我则持不可知立场，但仍抱有希望。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我和鲍比·麦吉》（Me and Bobby McGee）中有一句歌词：“自由只是‘没什么可失去的’的另一个说法。”我组织的“科学前沿的反传统者”系列讲座的座右铭大可借鉴这句歌词。当她们的男性同行还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老男孩俱乐部”中的地位时，这些女性决心要全力以赴。
面对全神贯注的听众，她们都做了令人难以忘怀、充满活力的演讲。最好的要数摩根的演讲，她阐述了水猿理论，并诉说了人类学学界对她的种种诋毁。礼堂里坐着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而且更好的是坐着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学术背景以及与之相符的态度，相当激烈地回应了摩根生动的演讲。这家伙的纠缠一目了然地表明和证实了摩根先前所说的在学界遭遇的一切，没什么比这更现成的例子了。
摩根像拉小提琴一样掌控他，从容地反驳他的主张，指出他的夸大其词，和颜悦色地回应他愈发敌对的反驳。显然，摩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他更深入、更透彻，而且她始终保持尊重、友好。当他们辩论完后，那个家伙成了一个咆哮的恶棍，而摩根赢得了全体听众的欢呼。一周后，那个家伙羞愧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承认自己“失控了”，为自己制造的混乱局面道歉，但我告诉他，他很好地为大家表达了摩根的主要观点，对此我很感激他。
多年来，我和摩根有一些通信，讨论她为水猿理论展开的活动。当她告诉我她想在2009 年牛津的TED 大会上为自己辩护时，我向TED 的策划人克里斯·安德森极力推荐了她。安德森为她安排好了演讲时间。她在TED 大会上出尽风头，我很激动但并不惊讶。我跟安德森说过她会做到的。我很珍视她在活动结束后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我认为女性最有可能成为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创新者。在此期间，我的信念在默默增强。除了米利肯和凯瑟琳·阿金斯（见第18 章和第21 章），我合作过的最出类拔萃、最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还包括：哲学领域，萨塞克斯大学的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罗尔·罗瓦内（Carol Rovan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詹安·伊斯梅尔（Jenann Ismael）、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多伦多大学的戴安娜·拉夫曼（Diana Raffman）和斯坦福大学的罗莎·曹；心理学领域，巴黎的克莱尔·塞尔让、牛津大学的塞西莉亚·海斯、哈佛大学的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和巴纳德学院的卡罗琳·里斯特（Carolyn Ristau）；人工智能领域，巴斯大学的乔安娜·布赖森（Joanna Bryso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辛西娅·布雷齐尔（Cynthia Breazeal）；进化生物学领域，特拉维夫大学的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化学领域，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她在定向酶进化方面的研究让她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学术领域还有其他崭露头角的人，但我不想在这里提及她们的名字，以免给她们惹麻烦。
现在来说说那些霸凌者！
01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s）
美国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与科普作家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大多时候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并曾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古尔德和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的尼尔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进化理论，由此享誉全球。“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从而解释了化石在地层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空缺之处。他认为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而不是生存竞争或生物渐变论。古尔德写出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令世人对古生物学产生兴趣，著有《千禧年》、《自达尔文以来》、《熊猫的拇指》、《奇妙的生命》等。
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我订阅了好几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只因我想读每月的古尔德的文章。它们总是那么迷人，而且往往具有挑衅性。古尔德住在离塔夫茨大学不远的地方，就在坎布里奇的一条街上，步行即可到达他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在我和侯世达（后来发现他是古尔德的远房表亲）共同撰写《心我论》的时候，有一回，侯世达来波士顿地区访问，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受邀去古尔德家共进午餐。在那次愉快的会面中，我记得我们谈到过一个话题，如何妥善地处理我们收到的潮水般涌来的读者来信，尽管我确信，与他俩相比，我的只是涓涓细流。我和古尔德的关系有一个良好开端，但这种友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9 年，古尔德和理查德·列万廷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圣马可的拱肩与潘格洛斯范式》。在认知行为学的达勒姆会议上（见第16 章），当福多提醒我之后，我很快就读了这篇论文，并且当即就看穿了它。由于这篇论文是一片极具影响力的阴云，笼罩在该领域上空，因此我决定要在《认知行为学中的意向系统》中做出回应，这是我1983 年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的靶子文章。我在文章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圈内玩笑，揭示了他们的论点与斯金纳反对心理主义的论点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度并且好奇古尔德和列万廷是否接过了他们的哈佛同事斯金纳的棍棒，成为最新的“后实证主义之哈佛保守主义”例证。我知道这会让他们激进的血液沸腾。
我取笑他们的行为明智吗？我只是以毒攻毒。他们的论文不真诚地使用了误导性修辞，产生了它本不应得的巨大影响。它不公正地败坏了一些杰出研究人员的声誉，此外，他们对自己的同事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这一切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如果年轻的动物行为学家在他们的实地研究中采用了进化论视角，就极难找到工作。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指的是任何事物有90%都是垃圾——这在所有领域都适用。但的确有很多出色的鸟类学家、鱼类学家和昆虫学家被贴上了社会生物学家的标签，因此被认定为有风险的雇用对象。不管怎样，我的挑衅奏效了。列万廷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评论，结果他自己反倒在这个过程中跌了一跤。古尔德没有和他的合著者一起写这篇评论，对我的批评保持了沉默。
1989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中心举办了一场会议，史蒂芬·平克和他的研究生保罗·布卢姆为他们关于语言进化的观点做了辩护，古尔德和我的意大利朋友马西莫·皮亚泰利- 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做出了回应。帕尔马里尼是一位乔姆斯基的追随者，也是福多的帆船伙伴。
爱德华·威尔逊是社会生物学家、自然科学巨擘，被誉为“当代达尔文”。他引发了20 世纪生物学的数次革命，创立了社会生物学这一全新学科，是最早提出“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人之一。其著作《社会性征服地球》《博物学家》《蚁丘》《人类存在的意义》《半个地球》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分别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帕尔马里尼于2010 年与福多合著了那本大错特错的《达尔文的错误》（What Darwin Got Wrong）。
在那次会议上，我听到了相当多关于进化的错误断言。据我所知，麻省理工学院没有生物学家在讲授自然选择课程，这似乎为其他学科中那些想成为理论家的家伙开辟了一个“游乐场”，他们源源不断地产生愚蠢理论。平克列出了一份滑稽的清单，上面是他和我在那些日子里遇到的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们提出的主张：
平克精选 13 项
色觉毫无用处，我们可以利用亮度标志来区分红苹果和绿苹果。语言根本就不是为了交流而设计的。它不像一块手表，它更像一个鲁布·戈德堡机械装置，中间有根棍子，我们可以把它当日晷用。任何主张语言具有功能性的论点，当被应用于沙滩书写时，也能以同样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成立。细胞的结构要用物理学来解释，而不是进化论。拥有眼睛需要与拥有质量同类型的解释，因为就像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一样，质量让我们不会飘到太空中。关于昆虫翅膀的那些东西不是已经反驳了达尔文吗？语言不可能有用，它导致了战争。自然选择是不相干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混沌理论。语言不可能通过交流的选择压力而进化，因为我们可以问人们他们感觉怎么样，但并不真的想知道答案。每个人都同意自然选择在心智的起源中起一定作用，但它不能解释所有方面—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人们可以将任何随机构建的计算机程序或一堆物理部件描述为适应性复杂系统。如果语言有用，黑猩猩为什么不能说话呢？语言是为了优雅而设计的，不是为了使用。
几年前，古尔德曾在哈佛与帕尔马里尼共同讲授一门关于进化和认知的研讨课，我受邀参加。连续几周，我都不自在地坐在那里，听古尔德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常常歪曲论敌的观点：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道金斯、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等。我努力扮演安静的客人，看着哈佛的学生们尽心尽力地做笔记，仿佛他们在聆听神谕。后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课后，我私下里和古尔德提起了这个话题。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那些人的攻击常常没有根据，敦促他改变做法，但他并不理会我的担忧，只把我看作一个因无知而产生误解的哲学家。我不得不终止参加这门研讨课，一想到我的学生有可能看到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却对古尔德的行为不置一词，我就无法忍受。
古尔德和我1992 年时还能彼此交流，我们那时一起参与录制了维姆·凯泽的荷兰电视节目《辉煌的意外》（见第31 章），节目中古尔德加入了奥利弗·萨克斯和我的阵营，温和但有效地给了声名狼藉的鲁珀特·谢尔德雷克一个下马威。我邀请古尔德作为嘉宾来参加我关于进化理论的哲学研讨课，只回答问题，不做演讲。他接受了。
这个研讨班读过他很多文章，也读过道金斯、史密斯和其他人的文章。当我的学生们开始向他提出困难的问题时，他突然冲出了教室！我不得不出门找他，说服他回到教室。他指责我设计陷害他，但我告诉他，我的学生习惯于挑战教授，不像他在哈佛的那些学生。他气呼呼地回到研讨室，把剩下的课程当作了某种对抗性的新闻发布会。古尔德的反应让我的学生们相当不安，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问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为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们感到骄傲。
古尔德
研讨会结束后，我开车送古尔德回家。路上，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海伦娜·克罗宁的新书《蚂蚁与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我还没读，但已经买了。为什么这么问呢？他说他打算在《纽约书评》上把它“拖到垃圾桶”。为什么呢？因为道金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的书评，来评论《神秘之舞》（Mystery Dance），这是林恩·马古利斯和她的儿子多里翁·萨根（Dorion Sagan）一本欠缺考虑的书。道金斯的这篇书评就是个错误，《自然》的编辑所选的标题“色情哲学”则加剧了这个错误。道金斯原谅了他所赞赏的马古利斯，并把书的缺陷归咎于她那后现代主义的儿子（永远别挡在母熊和她的幼崽之间）。但古尔德为什么要抨击克罗宁的书呢？古尔德告诉我，因为她曾是道金斯的女朋友！
古尔德发表了那篇糟糕的书评后，史密斯和我分别写信给编辑。史密斯称古尔德的书评表现出“令人迷惑的暴躁脾气”，我则揭露并分析了古尔德的一些修辞手法，包括“古尔德两步法”——这是古尔德的论敌之一特里弗斯在给我的一封祝贺信中提到的。在这种方法中，古尔德指控被批评者说了一些站不住脚的话，紧接着引用被批评者否认了这种观点的话，将其作为被批评者已经承认的证据。在同一期杂志中（1993 年1 月14 日），古尔德对我们的回应十分显眼；他声称自己是“好警察- 坏警察审讯”的受害者。由于他做不到抨击备受尊敬的史密斯，他称其为“我亲爱的同事和好警察”，而对我进行了一连串傲慢无礼的侮辱。在古尔德发飙后，史密斯就把“坏警察”当作了我的绰号。
1989 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会议是推动我动笔撰写《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原因之一，我要向受过教育的外行人和非生物学学者介绍自然选择的力量，因为他们正面临着被古尔德奇怪的进化思想误导的危险。我意识到，古尔德被冠以美国“进化论者”的头衔，这一点造成了很多危害，我应该设法消除这些危害。例如，为什么美国人没能看到英国制作的那些关于进化的精彩纪录片呢？
BBC 有著名的科学纪录片《地平线》（Horizon）系列，该系列与位于波士顿的WGBH（PBS 旗舰台）有特殊合作关系，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这样做，否则WGBH 会引进《地平线》节目的。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道金斯主持了两期《地平线》节目，分别是关于进化博弈论的《好人笑到最后》和《盲眼钟表匠》。WGBH 拒绝购买这两期节目，这让BBC 包括罗宾·布莱特威尔在内的很多人都深感困惑，当时布莱特威尔是《地平线》的负责人，他也是我第一次将“我在哪儿”改编成戏剧时的制作人（见第10 章）。那时正担任WGBH 台长的亨利·贝科顿（Henry Becton）是我的航海伙伴，从他那里我得知，古尔德是该电视台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否决了这些节目，只因为它们是由道金斯主持的。
当然了，我的《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不只是关于古尔德，这本书广泛地探索并推荐了学术界的进化论思想，囊括了各种新颖观点，主张将进化论扩展到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甚至延伸到伦理学和认识论领域。一位评论家称它是“由单一作者写作的关于自然选择进化的所有可能影响的最佳综述”。
不过，我知道自己必须在这本书中处理古尔德的错误表述。在“雷龙真牛”这一章中，我下了很多功夫，把初稿分享给几位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哲学家，以征求意见，其中还包括古尔德的一位朋友，他读了之后力劝我不要发表这一章——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会让古尔德抓狂。我问他，如果我放弃这一章，他能不能保证古尔德在我的书出版后不会诋毁它。他当然不能保证。古尔德本来就会讨厌整本书，而不仅仅是专门写他的那一章，而且面对古尔德的恶意攻击，如果我只列举他的学术罪状，未免过于拙劣，所以我必须抢先出击。
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出版前一年多，我就把这一章节的初稿寄给了古尔德，但根本没收到回复，甚至连确认收到的回复都没有。后来，1994 年夏天，当这本书就要准备付印时，我从约翰·布罗克曼那里得知，古尔德打算和我讨论这一章，并让布罗克曼来安排。布罗克曼提议举办一场周末家庭聚会，就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度假胜地伊斯特奥弗农场。古尔德会带上他的未婚妻朗达·希勒（Rhonda Shearer），她是一位纽约的雕塑家；明斯基和妻子格洛丽亚会参加；汉弗莱和他新婚的妻子艾拉·科恩（Ayla Kohn）也会来。苏珊和我很熟悉科恩，但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和他们共同庆祝。
晚餐前，我们聚在伊斯特奥弗农场迷人的客厅里，喝着饮料。我们用一个大香槟酒瓶往10 个杯子里倒香槟，分给大家，这时，布罗克曼让我致祝酒词。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为我们亲爱的朋友汉弗莱和科恩祝酒，心中早已酝酿好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祝酒词，这时布罗克曼在我身旁耳语：“香槟是希勒带来的。”
哦！我应该为古尔德和希勒祝酒，而不是为新婚的汉弗莱和科恩祝酒！我设法转移了中心，临时拼凑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和希勒未来幸福的陈词滥调的祝福，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我险些酿成社交灾难的画面。然后我和希勒围绕她的雕塑热烈地交谈起来，着重聊了聊关于失蜡青铜铸造的技术细节，她邀请我去纽约，到她的工作室里待一段时间，我从未主动追求过这个机会。
第二天，在农舍旁一棵古老的枫树下，古尔德和我就那一章的内容深入讨论了几小时。他带来了一份自己完整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文章，他抱怨我歪曲了他的观点，误解了他，在种种细节上诋毁了他。我认真做了笔记，并请他把他提到但我还没读过的那些论文发给我。这次聚会的几天后他就把那些论文发给我了，当我读了这些论文后，我发现是他记错了自己写过的东西，而不是我误解了他。我微微调整了我那一章的措辞，然后寄回给他，并附上了我坚持自己观点的原因。他从未回复那封信。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出版后，很多人，包括记者和其他人，都问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的回应是：丹尼特的书是不值得讨论的滑稽作品。两年后，他决定必须攻击这本书，还顺带攻击了道金斯。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分为两部分的抨击，并在我回应后又进行了反驳。我们的一来一往构成了扣人心弦的阅读材料，激发英国记者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写了一本可怕的书《达尔文之战》（The Darwin Wars）。该书的封套上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我不会承认安德鲁·布朗是我的朋友。这是篇卑鄙的垃圾新闻。”这句话源于我发给第三方的一封电子邮件，布朗未经我允许就用了这句话。这多少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与古尔德的争论也激发了几所进化生物学重点院系令人满意的回应，他们邀请我去做冠名演讲。
由于我有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名声，多年来，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一间储存库，存放着关于古尔德故意歪曲事实的故事。我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而且会继续保存下去。我会讲一件我目睹的事件，它太有代表性了。1990年7 月，认知科学学会的年会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主题报告人中有罗杰·尚克和古尔德，他们应年会事务主管帕尔马里尼的邀请前来参会。尚克做了第一场主题报告，给他的新书《给我讲个故事》（Tell Me a Story）做了有趣、非正式的总结，其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嘲弄乔姆斯基派的圈内笑话和讽刺。当然了，麻省理工学院有很多乔姆斯基派的人，而乔姆斯基本人当时并不在场。
尚克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提问者是肯尼斯·韦克斯勒（Keneth Wexler），他是一位热心的乔姆斯基派，在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曾是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韦克斯勒的第一个错误是指责尚克用带有性别歧视和反犹主义的笑话侮辱了克雷斯吉礼堂，即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会场。尚克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他不认为这是困扰韦克斯勒的原因：“你只是反对我在你的英雄乔姆斯基的领域批评他。”然后韦克斯勒犯了他的第二个错误：他决定对观众做现场调查。紧接着他犯了第三个错误：要求那些被尚克演讲冒犯到的人举手示意。没有一只手举起来！韦克斯勒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了。
古尔德当时就坐在听众席上，见证了那场非凡的对峙，但他什么也没说。下午，他发表了主题报告，他的内容包含了不久前那场广为宣传的换心手术。在手术中，医生把狒狒而非黑猩猩的心脏移植到了“宝宝费伊”（Baby Fae）体内。古尔德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人们对进化的无知。他的幻灯片中有一张宝宝费伊墓碑的照片，上面显示了她的真名。报告结束后，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他对古尔德公开展示这张幻灯片感到震惊，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达成一致，要为宝宝费伊及其父母的信息保密，但古尔德现在破坏了这一约定。年轻人接着说，在紧急手术中没有可用的黑猩猩心脏，在找到一颗合适的人类婴儿心脏之前，使用狒狒心脏只是权宜之举。古尔德的反应令人难忘：“哇！你们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他对年轻人的指责没有给出好的回应。
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几个月后，我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做演讲，古尔德又做了主题报告。他展示了相同的幻灯片，提出了相同的无知指责。令人惊讶的是，那位年轻人依然在听众席中，他再次站起来指责古尔德。古尔德似乎无法承认错误，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场噩梦，但他活该。
在职业生涯早期，古尔德曾与癌症擦肩而过，我常常想知道他的刚愎自用是不是这场劫后余生的一种可悲的副作用。年仅40 岁时，他就患上了腹部间皮瘤，曾被认为命不久矣。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生物学家遭此横祸，对世界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有那么几年，没有人想要批评他，或许他因此习惯了他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评。癌症的缓解让他重新回到了竞争中，他却没能产生一丝谦逊，也不愿去考虑对立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学者，而且时常是一位睿智的理论家。
《个体发育与种系发育》（Ontogeny and Phylogeny）是他最专业的一本书，这本书为进化发育生物学开辟了想象空间。他早期在《自然史》上的一些文章对适应主义做了精彩的探索，不过他后来又否认了这些探索。《进化理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于他去世前出版，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一本大部头著作，包含了很多长篇大论。不过，由于它几乎难以读懂，所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对他的名声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
02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
美国生物学家
由于关于免疫系统的研究，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其职业生涯后期，爱德曼因其意识理论而闻名，如合著有《意识的宇宙》、著有《比天空更宽广》《第二自然》等。他推崇神经达尔文主义，其中达尔文主义的群体、竞争和选择思想则贯穿了他的科研始终。他认为，（1）因其高度的功能可塑性和多样性，神经元群能自我组织成许多复杂且适应性强的“模块”。（2）动物通过其价值系统调整行为、适应环境；价值系统向脑的其他部分发出非特异性的调制信号，从而改变突触效能以满足机体的整体需求；主体的行为结果也会不断修饰这一调制过程。（3）复馈使得不同脑区中神经元群的活动同步化，并把它们绑定成某种整体。因此，复馈是在时空上协调各类感觉事件和运动事件的核心机制。
1989—1990 年，瑞士哲学家兼小说家彼得·比埃尔获得了一笔资助，能够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办一个为期一年的关于心智和大脑的工作坊。比埃尔在挑选跨学科研究者方面的品位非常出色，那一年在工作坊待了数周、数月或整个学期的人当中，有美国哲学家大卫·罗森塔尔、杰伊·罗森伯格，德国神经生物学家汉斯·弗洛尔（Hans Flohr），德国心理学家埃卡特·谢勒（Eckart Scheerer），比利时心理学家阿克塞尔·克利尔曼斯（Axel Cleeremans），英国认知神经心理学家安东尼·马塞尔，美国神经科学家兼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以及我们4 人组中的3 位：马塞尔·金斯伯恩、汉弗莱和我。那一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取得了许多成果。
普里布拉姆在该领域算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我也和他变得相当熟悉。他与乔治·米勒和尤金·加兰特（Eugene Galanter）合著了《计划与行为的结构》（P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因而声名远扬。这本书是认知科学的奠基文献之一，大胆地尝试将行为主义的成果应用于内部控制系统模型中。有个关于这本书的笑话：米勒构思了它，加兰特写了它，而普里布拉姆相信了它。普里布拉姆还因他那一贯富有想象力的理论而（坏）名声远扬，即大脑以全息图的形式存储信息，这一观点从未真正明晰起来。
有一天，他递给我一本他刚收到的预印版《被记住的当下》（The Remembered Present），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埃德尔曼写的一本书，普里布拉姆受邀写书评。他坦白自己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觉得工作量太大了。他想知道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有兴趣，但不是写书评，只是想读一下。书名本身就让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因为它暗示着埃德尔曼或许正要抢在我前头，发表我关于时间及其经验者的一些想法，而当时我还在试图理清它们。
我曾和埃德尔曼一起参加过几回活动，也读过他的《神经达尔文主义》（Neural Darwinism），这是将进化论思维应用于大脑发育和学习研究的众多尝试之一。我发现埃德尔曼尖锐好辩，但显然非常聪明，满脑子都是有趣的论断和洞见。他计划在春天晚些时候去比勒费尔德的工作坊待一周，而那时我要去圣马力诺大学参加翁贝托·艾柯发起的一场会议，所以我赶紧读完了埃德尔曼的书，给他写了一封好几页的信，解释说当他来访时我不在，还对他的观点和陈述发表了评论，希望以此提醒他注意工作坊中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我在批评意见中特别强调，他没有注意到那些被他不公平地摒弃的思想家，他们是潜在盟友，已经很好地预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却无端与这些人争吵。他给我回了一封简短的便笺，邀请我到了纽约就去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我的意见。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我要去纽约大学做一些讲座，正好在纽约有一个空闲的星期六。我本以为埃德尔曼会坐下来和我做一次长时间的、有建设性的交谈，所以我把《意识的解释》中的一章书稿发给了他。我在那一章中呈现了自己对意识结构的总体看法，并且简要讨论了他的观点。当我到达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后，他让自己的团队花了一整个上午来盘问我，反对我在书稿中提出的观点。他与团队分享了书稿中的观点，但没有分享我之前的那封信，那封信本可以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
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和奥拉夫·斯波恩斯（Olaf Sporns）以一种类似双人摔跤比赛的方式冲锋陷阵，而埃德尔曼则在一旁煽风点火。我还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完他做的一场多媒体讲座，我之前已经听过两三次了。他竟然要求他那些出色的年轻同事用美丽春日的一整个星期六上午来攻击我，却不给他们这个场合的背景信息。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他在听取批评方面的无能近乎孩子。我忍受住了他们的攻击，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后来我给托诺尼和斯波恩斯各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关于我那封信的事。
几年后，埃德尔曼把他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从洛克菲勒大学搬到了拉霍亚，离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实验室不到2 千米。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不是朋友，克里克也没有邀请埃德尔曼参加他主持的下午茶会。有一次我受邀去克里克实验室做报告，埃德尔曼的几名年轻同事来听我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他们还留下来向我长时间地（建设性地！）提问。我注意到他们有点紧张地看着手表，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坦率地回答说，自己是偷偷从埃德尔曼的实验室里溜出来听我的报告，而且他们非常确定，如果埃德尔曼得知他们的“背叛”行为，就会解雇他们。
1992 年，在洛迦诺的一场会议上，我和奥利弗·萨克斯遇到了埃德尔曼，我在咖啡时间试图把苏珊介绍给这位大人物，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好，冒牌货！”他没有和我握手，突然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目瞪口呆的我们。随后他就收拾行李提前离开了会议。我和萨克斯在晚餐时长谈了一次，原来他曾被埃德尔曼拉入其阵营，而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埃德尔曼。
要是埃德尔曼能学会更富有同情心地对待他人的观点，并且抵挡住将世界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的诱惑，他本可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迫使同事们立下忠诚誓言，禁止他们泄露他的实验室里发生的事。这种程度的保密在争夺诺贝尔奖的竞赛中往往是一种不幸，埃德尔曼毫不掩饰他想要击败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愿望，鲍林已经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了。埃德尔曼的目标是三次！除了在免疫学方面获得的奖项，他认为自己理应因发现细胞黏附分子再获一次奖—他很可能是对的，但他还想凭借他的大脑意识理论再获一次奖。怀有这样的渴望是一回事，告诉别人又是另一回事。有时，埃德尔曼在人际交往中相当迟钝，这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可能让他失去了第二次诺贝尔奖。
波士顿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学会是一个古老而卓越的组织，总部设在哈佛医学院。几年后，该组织邀请埃德尔曼做一场报告，而主持人并不知道埃德尔曼和我之间的嫌隙，邀请我担任临时评论员。我接受了。当我走进哈佛俱乐部的私人餐厅参加报告前的晚宴时，埃德尔曼看起来像是见了鬼。
他没有被告知我是评论员，这显然让他很烦恼。当他在设置多媒体时（在当时有一个轮播幻灯片和一些录像带），我礼貌地问他我能不能记录这次会议。因为这是临时安排的，我想我们中可能有人会说些值得后续思考的话。他怒视着我，回答道：“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只是为了让我拒绝才问我的，这样以后你就可以说是我先拒绝的，但你不可能那样困住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哦，埃德尔曼，我当时想，你刚刚给了我一个更精彩的故事，不是吗？碰巧的是，埃德尔曼的轮播幻灯片有问题。一些前辈发展出了关于大脑学习的达尔文模型，但埃德尔曼的幻灯片错误地陈述了前辈的观点。当这些幻灯片出现时，他快速地点击、点击、点击、点击，以跳过这些幻灯片，而且不做任何评论，但又没有快到让我看不清上面的字。轮到我评论时，我“赞扬”埃德尔曼，在众多明智地将达尔文思想应用于大脑学习问题的模型中，他拥有最好的一个。时间太短，他来不及详细地讲这些模型，所以我为听众填补了一些空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埃德尔曼，尽管这些年来我与他的团队成员有很多往来，并且大多也都是积极、友好的。
03
杰瑞·福多
杰瑞·福多（Jerry Alan Fodor）
美国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
他拥有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在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领域，他也是一个多产作家，为心灵模块性和思想语言假说，以及其它一些观点铺设了基础。他以其煽动性且有时论战式的论证风格而著称。
福多论证说，诸如信念和欲望之类的心理状态，是个人与心理表征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其它心理过程主要由操作于表征的句法之上的计算所构成，这些表征组成了思想语言。心灵中最重要的部分，诸如知觉与语言过程，是以模块或“器官”的方式来构建的，他根据其因果作用和功能作用来定义它们。在语言领域，他提出“不对称因果的指称理论”，以及反对语义学整体主义的许多论证。他强烈反对对于心灵的还原论解释。他论证说，心理状态是可多重实现的，并且在科学中存在着说明层次的等级，这就使得，比如说，较高阶的心理学或语言学理论的概括与规律，无法根据关于神经元和突触的行为的低层次说明来获得。
我花了好几年才意识到福多对科学的忠诚不仅狭隘，而且是有条件的：他对心智必定是什么样有着相当浪漫的看法，只要科学支持了这一想法，科学就是美妙的。我在《奶奶的安全科学运动》（Granny’s Campaign for Safe Science）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大部分内容，这是我为巴里·罗维（Barry Loewer）和乔治斯·雷伊的《意义与心智：福多及其批评者》（Meaning and Mind: Fodor and His Critics）所写的文章。福多经常提到他的奶奶，称她为生活智慧的严肃来源。我突然意识到他反对心智科学中所有有前途的研究。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当然已经过时了，但他也反对人工智能、联结主义、布鲁纳等人的“新视角”心理学。而且我最终意识到他反对所有利用达尔文进化理论来研究心智的方法。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呼应了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关于毒品的建议：你奶奶说，如果你不能做经典的认知科学，那就说“不”。
福多向来热衷挑衅。我曾把他描述成一张蹦床：“如果我能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一直站在福多身上跳。”虽然这是在改写牛顿的那句名言，但我必须补充说明，很遗憾，这句话并非我原创，尽管我曾被当作另一个类似说法的原创者：“如果我不能像别人看得那么远，那是因为巨人站在我的肩膀上！”我希望我曾说过这句话，现在我说了，但可惜呀，我也不是其原创者。
福多喜欢咬着子弹迎难而上。他的伟大著作《思想语言》中有一些他没有否认的惊人暗示。他的观点是否暗示了，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大脑里有着波音747 飞机往返拉斯维加斯航班的概念，只是从来没机会表达出来？是的！他曾向我保证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语言大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都不会说英语，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有个现象或许可以支持这个“非凡”的断言：人们时常会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一些措辞是英语母语者几乎不会说的。这些措辞是这些伟大的作家因为不够熟悉英语所犯的小错误，还是凭借创造力所写下的光辉一笔呢？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值得探讨。在用词选择上，英语母语者或许过于受到习惯的束缚，非英语母语者反倒很可能做出创新，创造出那些在不久后可被接受的新表达。
福多坚持主张，人类的信念，以及那些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信念，都以思维语言（mentalese）的形式存在于大脑中，这种思维语言允许我们理性思考、进行推理和制订行动计划。GOFAI 的研究者试图模拟这样一种实际的思维语言，你可能认为福多会对这种尝试感到着迷，但他对人工智能仅持有一种轻蔑的、不感兴趣的态度。他曾声称思维语言就像“机器语言”，即计算机中最低级别的编码。
大卫·伊斯雷尔是从哲学转行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是我的朋友、塔夫茨大学的前同事。伊斯雷尔曾向福多询问过上述断言的细节，事实证明福多对机器语言的理解完全错误。伊斯雷尔问他从哪里得到了这些错误信息，福多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只是问自己，‘如果我是一台计算机，我的机器语言会是什么样的？’”
福多的思维语言概念最终成了一种阻碍他在心智之谜上取得科学进展的绝妙方式。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心智模块性》（The Modularity of Mind）将心智描述为一系列周边“模块”的集合，这些模块把它们的结果输入一个非模块的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进行“信念固定”。关于这个区域，科学尚未做出任何解释。他声称，所有的研究进展都在于分析周边模块的结构和能力，如语言分析、面部识别等。这本书更准确的标题应该是《心智的非模块性》。福多所支持的想象中的经典认知科学带有浓重的笛卡尔主义、反达尔文主义和非生物学色彩。
热忱的党派之争是一回事，霸凌又是另一回事。偶尔，福多的热忱会让他显得不得体，他会猛烈地抨击学生或同事，时而尖刻讽刺，时而嘲笑。有时，尽管很不情愿，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公开场合责备我这位一起航海和潜水的老伙伴。几乎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原则：地球是圆的，水分子是H2O，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福多坚信古尔德和列万廷已经一劳永逸地反驳了适应主义，但我开始怀疑这只是福多信念体系的冰山一角。福多当然不是神创论者，但他对所有达尔文思想都表现出坦率的厌恶感，这令人不安。
当我对此发表评论时，他的朋友和同事有时会说我这样很离谱，对福多不公平。真的吗？有时候，福多的激烈言辞的确很有趣。就我的观点，他写道：“泰迪熊是制造出来的，但真正的熊也是制造出来的。我们填充一个，大自然母亲填充另一个。哲学充满了惊喜。”当《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于1995 年出版后，我们原本友好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他在《心智与语言》（Mind & Language）中对这本书的评论堪称讽刺与漫画式抨击的杰作。的确，我的书指出，他歪曲了进化思想，并且狂热地误读了古尔德和列万廷的论文《圣马可的拱肩与潘格洛斯范式》，所以对于他的反击我并不惊讶，但我惊讶于他反对达尔文主义的程度。他的座右铭似乎是“我对生物学不太了解，但我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自然选择进化论”。
2007 年，福多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猪为何没有翅膀》（Why Pigs Don’t Have Wings），这清楚地表明，我没有产生幻觉，他的确讨厌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一切。2009 年，我在亚利桑那州做演讲，与我的老朋友帕尔马里尼以及他的妻子多纳塔·韦尔切利（Donata Vercelli）住在一起。韦尔切利是一位世界级的遗传学家和免疫学家。我们没有谈及进化论，这是心照不宣的，但当我离开时，帕尔马里尼递给我一份他和福多写的关于进化论的书稿，并问我能否快速浏览一下，给一些反馈。
我在回波士顿的飞机上读了这东西，然后认定，或许我的朋友帕尔马里尼希望我能支持他，劝福多别出版这本书。无论如何，我打定主意，如果那就是帕尔马里尼的意图，而我没有领会到，那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所以回到家后，我大着胆子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强烈建议，为了我们的朋友福多的声誉，得放弃这个项目。我错了，帕尔马里尼并没有邀请我这样做的意思，他的默不作声表明了这一点。《达尔文的错误》于2010 年出版，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部令人尴尬的书，除了智能设计学派的人。行吧，我尽力了，我希望帕尔马里尼仍然是我的朋友，尽管我想不通他怎么能坚持一些如此错误的观点。
04
约翰·塞尔
约翰·塞尔（John Rogers Searle）
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
他的思想深刻挑战了20世纪主流的分析哲学传统，尤其在语言、心智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理论。塞尔在意识与心灵、意向性及言语行为理论等领域著述颇丰，其中尤以关于人工智能的 “中文房间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最为人熟知。此外，他还在社会本体论、理性及感知等哲学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包括《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集》（1969 年）、《意向性：心灵哲学论集》（1983 年）、《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 年）、《行动中的理性》（2001 年）、《创造社会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构》（2010 年）以及《如实观物：感知理论》（2015 年）。
塞尔于1959至2019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9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亦在牛津取得硕士及学士学位。塞尔职业生涯中曾获多项奖项与荣誉，包括让·尼科德奖、国家人文奖章及心智与大脑奖，并获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1991 年《意识的解释》出版时，《纽约书评》邀请塞尔发表评论，他接受了。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信给我说，他们自告奋勇要在《纽约书评》上写评论，却被告知已经和塞尔约了稿。但塞尔的评论并未出现。两年后，他出版了《心智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书中两次提到《意识的解释》，但根本没有展开讨论。我在《哲学杂志》1993 年4 月刊上评论了塞尔的新书，并且我的确持有批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堂而皇之地无视了该领域里的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会削弱他自身的观点。
这就引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我自己不是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吗？那些出自知名心智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之手的作品，其中有那么几十本书以及数百篇文章，我从未引用过，也从未讨论过。我在这方面的沉默直截了当地表明：“我认为这些论点不值得讨论。”塞尔的沉默和我的沉默之间有重要区别吗？也许只有这一点区别：在选择忽略什么这方面，我做得更好！我不知道塞尔在相关文献上下了多少功夫，但我足够勤奋，并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满意。我们都必须避免掉进“认真对待每个人”的陷阱，同时也要避免掉入一个元陷阱：认真对待我们所有的判断，并为其进行辩护。
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些优秀、聪明、诚挚的人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忽视，因此他们不再认真对待我们也毫不奇怪。如果你忽视我，我就忽视你。哲学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我认为它们精明但毫无意义，看到它们堆积如山真是令人烦恼。但我很清楚，比起卷起袖子试图去纠正这些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指望其他人来做必要的监督。
又过了两年，1995 年11 月16 日，塞尔对《意识的解释》的评论才出现在《纽约书评》上，就在梅纳德·史密斯对《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热情洋溢的评论《基因、模因和心智》（Genes, Memes and Minds）发表出来的前一期。我常常想知道，《纽约书评》是不是因为想马上刊登我的新书评论，才不得不向塞尔施压，让他在4 年后才发表评论。他在评论中称我的立场是“一种智力的病态形式”，并且忍不住又搬出他的“中文屋”论证，问道：“那么，为什么丹尼特不面对我提出的实际论证？‘中文屋’论证有3 个前提，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他要拒绝其中的哪一个？”
因为正如我在回复中所说，我已经这么做过了：
例如，在1987 年出版的《意向立场》（The Intentional Stance）“快速思考”一章中，我明确引用了他包含着3 个前提的完整论证，并确切地表明，如果论证要成立，就必须对这3 个前提做出相应的解释，但在这种解释下，这3 个前提全部是错的！为什么我没有在1991 年的《意识的解释》中重复1987 年的那篇文章呢？因为与塞尔不同，我已经转向了其他研究。然而，我的确在一个脚注中明确地引用了我1987 年的文章，并指出塞尔对此只做了一次回应，他说我提出的观点不相干，然而，这只是一种未经论证的说明。
在交流中，我让塞尔指出我的批评有何错误，但他仍然无视这一挑战，未经论证就宣称：“我尽可能清楚地说，在《意识的解释》中，丹尼特否认了意识的存在。”尽管我在该书开头的整整一章中都在解释自己所说的是“意识是存在的，但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塞尔仍然不能考虑我可能是正确的。
2002 年，在布达佩斯研究所的庭院里，苏珊和我以及塞尔和他的妻子达格玛愉快地共进午餐，当时我是那里的访问学者。所以，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多少已经有所缓和。2010 年1 月，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大学要举行庆祝塞尔作品的活动，他们邀请我在活动中做报告，我接受了。
活动中有4 位报告人：帕特丽夏·丘奇兰德、奈德·布洛克、泰勒·伯奇（Tyler Burge）和我。其他3 人在我之前发言，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塞尔的作品；他们谈论的是自己的研究，仅顺带客气地提及了他的作品。我不是这样。我详细地讲了塞尔的作品，并做了准确的引用和明确的反驳。如果别人邀请我参加关于X 的会议，而我接受了，我会谈论X。我的报告题目是《图灵的奇怪反转和约翰·塞尔的想象力缺失》（Turing’s Strange Inversion and John Searle’s Failure of Imagination），这呼应了我最喜欢的一个主题：那些将想象力的缺失误认为是对必然性具有洞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实际上是一场相当轻松愉快的报告。我稍微取笑了一下内格尔和福多，他们两人最近都公开表示自己是达尔文理论的怀疑者。
我特别指出，就我所知，塞尔从未对自然选择进化论发表过任何言论。他是同意内格尔和福多的观点，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他有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在这个场合表达出来？我认为我的报告是一场公平的挑战，而且显然把他与优秀的人放在了一起，因为我把他的想象力缺失与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所犯的类似错误做了比较！但当我结束报告时，塞尔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背对着我，用最激烈的言辞痛斥我。他没有回应我请他谈论进化论的请求，而是斥责我取笑汤姆和杰瑞，因为当我引用他们反对进化论的说明时，我用了一张猫和老鼠看同一本书的卡通画来装饰幻灯片。
塞尔无视我对他的“中文屋”论证所提出的详细批评，反而煽动观众对我的表现表达强烈不满。当他结束长篇大论后，我告诉似乎处于震惊状态的观众，我认为我没有越界，并且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认为我越界了。显然，他们同意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帕特丽夏巧妙地用一句话转移了话题，结束了这个奇怪的插曲，塞尔坐了下来。
活动结束后，我立刻询问其他参与者我是否表现得不礼貌或者更糟，他们都说我表现很好，他们和我一样对塞尔的爆发感到困惑。布洛克当时坐在塞尔夫妇后面，他说他听到达格玛对塞尔说，我这是在粗暴地攻击塞尔，塞尔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所以也许塞尔这么做都是为了达格玛，显然她不习惯听到任何对她丈夫的严厉批评。
无论如何，他对我的攻击使他省去了对世界的昭告，他不用告诉世人自己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看法以及它可能为哲学问题带来的启示。当时是2010 年，在那之前，我在众多会议中的大部分发言都被录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但据我所知，这次没有。这是我唯一一次很遗憾看不到即时回放，没法弄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者简介
Daniel Dennett
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认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演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丹尼特在学界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他还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他的作品《意识的解释》被《纽约时报》选入其年度十佳图书书单，《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决选名单。此外，还著有《意向立场》《自由的进化》《心灵种种》《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与侯世达合编有《心我论 / 我是谁，或什么》。
本文摘自浙江技术出版社/湛庐文化《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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